陈子铭的长篇历史散文《红星照耀时》副标题为“1932的漳州叙事”。他通过对1932年红军进漳这一历史性事件进行艺术叙述与书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献礼，也是当下“新四史”学习尤其是“党史”学习的重要成果。
1932年红军进漳时，建党11年，建军5年，1.6万战士大多不满20岁，多么年轻的军队多么年轻的战士多么年轻的党啊！所以，陈子铭紧紧扣住“青春”这一意象进行叙事。
他说1932年红军进漳，是“一支年轻的军队和一座工商城市遇合”，他们“彼此发现，彼此接纳，青春飞扬、激情燃烧，梦想交织”。他描述那些年轻的将领与士兵：“他们好年轻啊，像风一样奔跑，像老虎一样打仗”。他专用了一章“当他们年轻时”来凸显青春叙事。他写那些进漳将士对事物的新鲜感，譬如耿飚喜欢从未骑过的自行车，晚上悄悄在师部小楼天台学骑车，“第二天一早，起床号响起时，战士们看见年轻的参谋长骑着自行车风一样从眼前掠过”。而童小鹏试着喝咖啡，觉得它同中药一样苦。那与“马克思号”飞机合影的照片中有个时尚的年轻人，“戴着鸭舌帽，穿着西装，衬衫的领子翻在外面”。陈子铭说他们“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喜欢新东西，除了理想、主义，还有对世界满满的好奇心”，并且因为他们年轻，所以朝气蓬勃、跃跃欲试，充满理想与希望，所以“走到哪儿，胜利就在那儿”。陈子铭为这种青春所感动：“一场青春的盛宴，激情飞扬，歌声荡漾”。而他，正是要用这部书来回望我们的党“经过百年奋斗，成就一个盛大的事业之后，她青春年少时的样子”，并重新感受那青春的激情。
红军进漳这一革命历史事件除了学术研究外，这90年来自然也有过不少相关的艺术叙述，但这些叙述一般用短篇散文来表现或将其作为小说的背景，还没有人像陈子铭这般以长篇历史散文如此生动又全面地书写。在这部书中，陈子铭不仅写了那些进入漳州的红军将领与战士，他还写了红军对漳州的影响以及从漳州带走的革命战士。在这部分，陈子铭写了王占春、高捷成、苏静、苏精诚、李兆炳、王文生、吴锦茂以及回到故乡漳州的台湾同胞施至善同他的4个女儿等。他们都深受红军进漳的影响，或追随红军革命，或承继红军的精神留在当地继续战斗。
陈子铭写历史散文是让人佩服的，这源于他总是有新颖的叙述观点与开阔的叙述视野。无论是《大海商》《历史转折时期的月港》，还是《漳州传》，他都可以相当迅速地吸纳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并将之写入散文中。另外，他能够尽量全面地掌握笔下人物、事件的资料，从而使得其散文在对这些人、事叙述时可以横纵自如、开合有度，而不仅仅局限在彼时彼地。
《红星照耀时》要写的是红军进漳，但他从赣州城役写起，所以开篇写的是“一场悲怆的战役”。第三章“憾庐的逆视角”则用了亲历红军进漳的漳州人憾庐的视角来写这一事件。憾庐将他的所观所感写成文章发表在1936年上海《逸经》杂志上。憾庐并不认同红军进漳，但是他记录下了张贞的溃败与红军的胜利，他还客观分析了红军胜利的原因：“一半是战略，一半是士气”。陈子铭刻意运用这一逆视角，既丰富了红军进漳的叙事视角，又更为全面可信地呈现了历史。
尤为难得的是，陈子铭在这部书中把进漳红军与跟随红军前行的漳州人中一些突出的人物叙述得较为完备。他的这1932年的漳州叙事不止写一场战役，更写了一个又一个的革命者。他用了《百年孤独》的“多年以后”体，让读者知道聂荣臻建国后荣授元帅；他用一台照相机带起耿飚一生的叙述；他更对高捷成、苏静、苏精诚、王文生等革命生涯进行较为完整的呈现等。其中苏静这一人物写得特别好，陈子铭既写出他身为作战参谋的独特禀赋，亦描绘了他作为北平和平谈判主要代表的高光时刻。而书中写到苏精诚促成1936年红一方面军与张学良东北军握手言和并形成统一战线的重要功绩恐怕也是很多读者第一次读到的。这样完备的人物叙事不是画蛇添足，而是进一步突出了红军进漳的深远意义。
另外，应该注意的是，作为一个热爱家乡以家乡为荣并不停书写家乡的漳州人，陈子铭自然会把对家乡的感情投注到他的每一部作品中。因是，读者依然可以在《红星照耀时》读到他对家乡自豪满满的叙述。他说红军进漳时的漳州是一座拥有时代气息的城市，城市里“有汽车开来开去，人们的言谈举止不同于其他地方”“街上行走的穿西装、戴礼帽、挂金丝眼镜、拿文明杖的、穿皮鞋的、穿大褂的人，看起来十分土豪”。他还追述它明清时代的繁荣并感慨它一直以来的丰饶与富裕。而那些进漳的年轻红军也以新奇的眼光注视着这座城市。他们不仅从这座城市获得军队需要的物资，更在它身上开拓了个人的视野。
《红星照耀时》是一部生动细腻充分完整叙述红军进漳的文学作品。陈子铭以对红军进漳的书写重新温习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读者更可以通过他的书写感受中国共产党的青春激情，触摸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初心。（曾丽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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